瓦克尔布格豪森vs拜罗伊特
在上海的新华路，有这么一间小小的酒吧，吧台的高度和容膝进深考虑了坐轮椅的顾客，墙上的盲文标识和手语白板供视障和听障人士各取所需；它也建立了一个“融合”空间和社群，让残障人之间、残障人与健全人之间彼此看见，也延展了我们对于“无障碍”的认知——“无障碍”指的不仅仅是物理上的设施，更重要的是让每个人平等拥有自由舒展的空间，走入更近的关系，建立更深的连接。
十几年前，玉杰读中学时左手功能意外受损。作为被寄予厚望的“小镇做题家”，周围人开始向他表达“惋惜”。青春期的他，内心的孤独与迷惘交织：自己未来在社会上会成为什么样的角色？能否融入一个群体、走进更近的关系？他感到身边的健全人无法与他感同身受。他上网查到中国残障群体数量庞大，而在生活中又几乎看不到其他残障者，他一直困惑。
玉杰后来考入中国政法大学，又获得奖学金去美国深造。在美国，他观察到无障碍设施在各种公共场合十分普及——据他所知，美国上世纪修订的《残障者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ADA）和《508法案》（Rehabilitation Act Section 508）等法规共同推动了无障碍环境的建设，以及确保残障人士能够平等地获取信息和服务。他也开始在校园里和患听觉障碍或坐轮椅的同学们一起上课。接触下来，玉杰发现他们生活中遇到的障碍比自己来得更多、更难解决。
选址此处，是看中新华社区的氛围——附近有深耕多年的社区营造组织——上海大鱼社区营造发展中心；也因店铺处于一楼平地，又是毛坯房，可改造空间大。不过瓦克尔布格豪森vs拜罗伊特，玉杰和小美前后问了十来家商业室内设计公司，他们都说没有无障碍设计经验。“它并非一种高精尖的设计，但需要从体验者的角度出发。比如说为轮椅伙伴设计的吧台，除了桌面高度，还要考虑容膝容脚空间这样的细节 （进深不小于25cm）。”玉杰到好几个不同障别的群聊中征集他们对于无障碍设施的需求，再将这些建议反馈给设计师。
最终，这个不到30平方米的空间内，充满了各种为残障人士考虑的细节。入口加宽并采用带扶手的可折叠侧开门，轮椅使用者出入时皆可单手进行开关。室内吧台有高低组合；放着画有简单手语科普图的白板，供聋人与听人之间写字沟通；墙上的盲文版室内图，方便视障者了解整体室内布局。只是园区还没有无障碍厕所，伙伴们会去隔壁弄堂的“大鱼营造”上厕所，那里在入口台阶铺上了渡板。玉杰也请设计师出了方案给到园区，尝试推动厕所改造。
新华街区土生土长的居民小米开着轮椅带视障朋友毛毛来参加酒吧的开业派对，两人前年在“大鱼营造”的活动中相识，那天早些时候也一起在附近参加无障碍活动。走到园区口，毛毛听到热热闹闹的吉他弹唱声，原本犯困不太想来的他心情马上明亮起来。小美给毛毛介绍酒馆布局，带着他在屋内摸了一遍：打酒机在什么位置，桌子是什么样子，还有盲文版室内布局图——毛毛开心地发现，这就是按照他两天前在酒馆群聊里提出的建议制作的——小米当时把毛毛拉进群聊，毛毛发现群里有好些在其他网络社群认识的、发言一向很积极的伙伴。大家正在讨论这个布局图，玉杰前后发了五六版修改图，毛毛建议去掉一些多余的空格和符号，更符合盲人阅读习惯。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把布局图打印出来了。
程菲菲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社会企业做手语教学和文化传播。有一次她和两个听人约在一家酒馆策划手语教学活动——之所以约在酒馆，是因为程菲菲之前没去过酒吧，感到好奇——但那次她的体验很不好：他们通过语音即时转文字的App沟通着，由于酒馆人声嘈杂，文字识别一直受干扰。更重要的是程菲菲没有感到被尊重：“我坐在他俩中间瓦克尔布格豪森vs拜罗伊特，看着他俩一直张口互相说着什么，自己就像空气；也有种他们在代替残障者做决定的感觉。”程菲菲当时没有表达不满，结束后发信息和对方表明，他们才意识到。
去年6月，程菲菲了解到“无碍理想”在招募“一日主理人”，她便鼓起勇气向玉杰提出办手语活动的想法，马上得到了支持。于是程菲菲和手语老师、手语翻译一起向听人进行了日常手语教学，科普了聋人相关的常识。比如，正确称呼应该是“聋人”、“听障人士”，而非“聋哑人”——这个词带有歧视性，其实聋人声带大都没问题，由于身体条件、家庭教育、学校环境的不同，有的聋人能听到一点、也会说一点口语；有的虽然听不到，口语却讲得很清晰。
几个月后，程菲菲和听人朋友木木一起在酒馆办了手语版狼人杀游戏夜。现场有手语翻译做聋人、听人之间的桥梁，还专门请了一位手语语言学研究生给毛毛做口述者。口述者全程坐在毛毛身边，在一开始的手语教学环节，她会边讲、边手把手教毛毛比划手语单词。游戏开始后，口述者会告诉毛毛现在是几号玩家在发言；哪个玩家用手指了指谁，他实际上是在表示什么——这些是无法听到的细节。毛毛这次的体验是“完美”，活动结束后他和程菲菲说，自己如果再多学些手语，就能更多地跟大家互动了。
在毛毛后来办的工作坊中，他引导参与者戴上眼罩体验在酒馆摸黑打酒，分享自己的成长经历，科普一些无障碍设计的实际情况：比如，带盲文按键的电梯对视障者来说其实还不够方便，因为它们往往缺少“到了第几层”的语音播报提示；而带盲文的电脑键盘，这种设计其实很累赘——键盘上盲文的凸起点太多，反而影响打字手感。对盲人来说，键盘只需有f、j两处凸起的定位就足够了。
在山西老家县城时，毛毛总说“无障碍”、“融合”这些词，但这些词到底意味着什么，他其实也不太清楚。2011年毛毛16岁，有团队开发出国内首个免费读屏软件，这是毛毛第一次听说“信息无障碍”的概念。后来在老家按摩店工作，他想着能融入社会就是无障碍。两年多前，父母说要租房子给他开店瓦克尔布格豪森vs拜罗伊特，还催他找对象结婚，他抓住一家公益机构做AI训练的工作机会来到上海，觉得能走出按摩店，和大家一样地工作、有收入便是无障碍。接触到“无碍理想”酒馆后，毛毛现在觉得，“无障碍”是学着去尊重每个人的想法，共同去创造出一些什么来。几次活动实践让他明白，“无障碍”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由落到实处的一些小细节慢慢汇聚而成的。
对主理人玉杰而言，“在酒馆每一天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玉杰说，自从中学左手受伤后，他其实一直在适应着自己的身体。如今在酒馆日复一日地打酒、洗杯子、拖地，他发现原来自己也可以把这些小事完成得很好。他觉得，“融合、共创”不是“调动”他人做事，而是“信任”他人，“克制”自己不做过多干预。小到酒馆墙角一只杯子里放的助听器电池：“是一位聋人熟客小吴捐过来的。从她的视角出发，她乐意为这个空间贡献自己的力量。”
虽然毛毛住在较远的浦东，但除了办活动，他每周也都会来酒吧坐一坐。一次在酒馆，毛毛和一位从苏州来的盲人及其女友畅聊了几小时，后来一起去坐地铁。毛毛知道女孩能看到，但一路上她的声音是从距离他较远、较低的位置传来的，他一问才知道对方是轮椅使用者。毛毛说起平时走在路上总会有人问他：“你怎么一个人出来了，你家人呢？”而在“无碍理想”他感到了不一样：“大家不会去关注对方是不是有残障，只要找到一个感兴趣的话题就能交流起来。”
从地铁站到酒馆有1公里的路，一开始毛毛不好意思表达独自走这段路对他来说不那么方便——沿途会经过一个大路口。像上海大多数红绿灯一样，这里没有声音提示；而手机导航有时会提示毛毛“红灯还有40秒变绿”，之后却又没了声响。很多时候毛毛只能等在路口仔细听车的声音，或是等身旁走来路人问一下：现在能不能过马路，是红灯还是绿灯？
还有一件事，毛毛也察觉到自己身上发生的变化。随着结识的伙伴越来越多，每次毛毛来到新华街区，都有人跟他打招呼，有时对方会问毛毛有没有认出他的声音。实际上毛毛不一定能记住每个人：“盲人在生活中听觉用得更多一些，但不是说盲人的听觉一定特别灵敏。”有一次他在群聊里分享了这个困惑，得到了理解的回复：“大家跟我说不会太在意这个事情。”现在他如果认不出对方，就直接表达：“我也有听不出来的时候。”
住在附近的居民晓阳，因为去年担任非营利地方生活志《新华录》的主编工作而与酒馆结缘，编辑部在创作的几个月里常来酒馆开会。毛毛、小米都是编辑团队的一份子，他们一起讨论瓦克尔布格豪森vs拜罗伊特，在杂志中加入了无障碍科普板块；杂志里的所有照片是由听障者小凡拍摄的。酒馆里的多元融合感吸引着晓阳：有时候他见一桌伙伴的轮椅在一旁排开，旁边一桌聋人在打纸牌游戏UNO。晓阳发现很多残障者性格热烈，和他们喝High了会互开玩笑，兴之所至大家会在门口的白板上涂鸦。
跟晓阳不同，Edwin并非酒馆的常客，但进门后很快和几位聋人打起手语，一副很热络的样子。后来我和他聊起来才知道，2007年他读大学时去韩国交换，是在一所基督教学校，里面有不少残障同学。他的三个室友中有两个聋人，环境使他在生活中慢慢学会手语，“不然无法和外界交流，我会很孤独”。下课坐电梯时，常常会遇上好几位使用轮椅的同学，Edwin不得不排队多等几部电梯——在韩国的那一年使 Edwin 体验到健全人作为少数人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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